清代女诗人集萃编序
蒋寅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文学史上,向来就不缺乏女性的角色。只不过在很长时间内,她们都是作为题材、作为表现的对象而存在的,除了涂山之女、许穆夫人这类传说中的作者,女性与诗歌写作发生关系只能追溯到汉代,而有诗集流传的女诗人则更晚到唐代才出现。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女性的诗歌写作越来越引人瞩目。当我们面对唐宋以前的诗歌史,还只能为仅拥有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贞等有数的几位女诗人而感到遗憾时,那么到明、清两代,我们却要为女诗人多得难以一一写入诗歌史而发愁!
尤其是到清代,从事诗歌写作的女性,已多到难以计数的地步。嘉庆间王豫编《江苏诗徵》,所搜集到的本省闺秀诗集已不下千家。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连皇帝在内共收清代诗人6091家,其中女性为532家,约占9。6%。而据日本学者合山究统计,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共收女作者4199人,清代占3671位,比例高达87%。近年杜珣先生编纂的《闺海吟——中国古、近代八千才女及其代表作》一书,录存有作品传世的历代女作家计8600余人,清代作者占6209人。前人论文学说“一代有一代之胜”,数到清代似乎就没有所胜可举了。如果考虑到女性诗歌繁荣的事实,我们也不妨将女性诗歌举为清代文学之胜吧?
清代女性文学的繁荣,奠基于社会观念的变革。中国自古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尽管历代都不乏文藻不让须眉的才女,但或埋没于深闺,或零落于风尘,尠能以才艺名世。门第高贵的女子,公开展示才华,仿佛就意味着对品德的亵渎。这种情形,直到明清时代才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而转变。此时士大夫对女性的期望,不仅公然着眼于美貌,而且更要求才华。如徐增《许夫人吴冰仙诗序》说:“今人称风流胜韵,辄曰佳人才子。其所谓佳人者,大率是珠翠班头;其所谓才子者,大率是文坛领袖。如是则佳人才子离而为二矣。殊不知才子不佳,不得为才;佳人无才,亦不得为佳也。必佳如潘安,殆为才子;才如道蕴,方是佳人,断断然也。”正因为士大夫阶层普遍持这种观念,方始有“海内闺阁人才于今为盛”(陈文述《汪端传》)的局面。
风气所被,宦绅之家无不重视女子才华的培养,将文化教养作为婚姻市场上提升女子身价资本。清初学者毛奇龄指点徐昭华学诗,首开名士招收女弟子的先例。乾隆以后,闺秀从男诗人学诗渐成风气,沈大成有女弟子徐暎玉、陈如璋、方婉仪,黄子云有女弟子丁愫、程屺经,潘榕皋有女弟子七人,任兆麟则不仅有多名女弟子列名“吴中十子”中,汪玉轸、金逸、马素贞还为一时闺秀翘楚。黄培芳也有收女弟子的记载。最著名的自然是袁枚,他先后在南京、苏州及原籍杭州等地招收女弟子多达四十余人,并选刻《随园女弟子诗选》,首开成批培养女诗人的创例。其乡后辈陈文述也至少招收了三十多位女弟子,并同样刻有《碧城仙馆女弟子诗》。
任兆麟序尤澹仙《晓春阁诗集》提到:“近世闺阁中不少亲师取友之辈,若昭华(徐昭华)之于西河(毛奇龄),素公(吴绡)之于定远(冯班),采于(张蘩)之于西堂(尤侗),若冰(徐暎玉)之于松崖(惠栋)、沃田(沈大成),芷斋(方芳佩)之于霁堂(翁照)、堇浦(杭世骏),其尤焯著者。”发达的女性文学教育,在书香门第造就了许多女性文学家族,像吴江沈(自晋)氏、叶(绍袁)氏,山阴祁(彪佳)氏,归安叶(佩荪)氏,建安郑(方坤)氏,长乐梁(章钜)氏,太原张(佚)氏,遂宁张(问陶)氏,都一代或累代诗媛辈出。而最引人瞩目的是常州庄氏一门,包括媳妇,共出了22位女诗人(徐珂《清稗类钞》卷七十),这在中外诗坛都是罕见的奇迹。
孙衣言《梅神吟馆诗序》称:“今世士大夫不学甚矣,而妇人女子乃往往好言学问,为辞章。”清中叶以后,当男性诗人的创作萎弱不振时,闺阁诗人却十分活跃,名家辈出。当时女性间的文学交往非常密切,不止在家庭内部唱和,还每以亲族或师门关系举行社集。最著名的是嘉庆间清溪吟社十子,她们都工于词赋骈文,以姐妹相称,互相唱和,与康熙间的蕉园诗社七子前后辉映。女诗人在她们的唱和、社集活动日益社会化后,也更积极地介入男性诗坛。在读男诗人诗集之余,赓和其作品或题其诗集,以诗作投贽于名诗人,甚至参与男诗人的诗会,在当时都是很常见的。而一时名公巨卿也都乐意奖掖、表彰女诗人,像王士禛、袁枚、黄任、郑方坤、陈文述、梁章钜一辈风流自赏的文坛宗师,无不由衷地欣赏女性的创作,热心于赞美女性的才华,沾其齿及而成名的女诗人决不在少数。袁枚《随园诗话》尤其喜欢表彰闺秀之作,甚至成了他为人称道的两大品性之一:“惯说名流皆捧贽,喜谈才媛为开筵。”(宁楷《喜晤简斋先生话旧》)乾隆五十九年(1794),女诗人马素贞序王琼《爱兰书屋诗钞》,特别提到:“我朝文化之盛,无以复加,不特文人学士为能踊跃向风,即闺阁奇才,往往究心诗学。此虽山川灵秀所锺,要亦赖有人焉提倡之耳。”清代女性诗歌创作的空前兴盛,与两性文学交往的普遍及男性社会对女子才华的赏识、珍视,显然是分不开的。
自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女性的文学活动及其历史就被从性别的角度重新审视,女性在历史上遭受性别压迫的认识也自然地投射到文学领域中来。女性文学研究者受西方女权主义观念的影响,每以“楼中的疯女人”的成见衡量中国文学史,认为“在中国,那些确曾存在过的女性文学天才,每每被既定文学史封杀在青楼和闺阁里,成为永远的无名氏。李清照、朱淑贞的成就,就是妇女文学能力的一种强烈表达,但李清照和朱淑贞只是也只能作为奇观而为文学社会与文学史所认可,她们是男权秩序一道不慎的裂隙(断不是宽容的见证),由于历史之手的涂抹而使之在距离之下产生花纹般的装饰效果”(王侃《“女性文学”的内涵和视野》,《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对于这样一种指控,我很能理解作者的心情,但难以同意他对事实的指认。
历史上女性的文学活动,各国情形不一,很难一概而论。就中国古代而言,尽管先贤业已指出:“古今女士,必赴流蹈火,若曹娥、宋姬之为者,然后可传哉。终身庸行,内抱至德,多名不出于家也。”(应撝谦《沈母陆孺人传》)但在文学才能和文学创作方面,女性似乎并未遭到轻视和被遮蔽,左芬、鲍令晖、上官婉儿那样的才女一直是文士赞美的偶像、倾慕的好逑。而到清代,才子们对女性才华的欣赏和珍视,甚至到了猎奇的地步。郭麐《樗园销夏录》曾写道:
刘景叔(祁)云,“贤人君子得志可以养天下,不得志天下当共养之”,其言甚大。诗人闺秀亦天地间所当珍重爱惜之物,其有坎坷,亦宜相共存之,无所于让。宜秋贫至绝食,竹溪诸子敛金周之,风义甚高。宜秋以二律为谢,读之悽人心脾,然弥见风骨。词云:“惠比指囷赠,情同挟纩温。感深惟有泪,欲报恐无门。得食诸雏长,衰宗一线存。应知姑与舅,泉下亦衔恩。”“回头语儿辈,汝勿太憨痴。不有诸君子,何堪卒岁时。可怜饥冻久,未敢再三辞。他日如成立,生生尸祝之。”余去岁入都,留别故园诸君卒章云:“金源刘氏祁,一语足深思。天下有贤者,世人当养之。况于闺阁内,值此困穷时。周急须公等,临行申以诗。”盖为宜秋作也。
宜秋女士即任兆麟女弟子汪玉轸,在当时还不算太著名,而吴江士大夫已护惜如此,那些著名闺秀受到的宠遇可想而知。只不过闺秀受教育和社会交往的机会终究有限,如张云璈所说的,“天之生一才人也不易,生一闺阁之才更不易;闺阁有才而又得全家之多才以张其才,则尤不易”(《自然好学斋诗钞序》),以致不能都获得最好的机遇而已。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清代社会是鼓励女性写作的,诗坛是乐于接受女性的诗歌成就的。传世的多种闺秀诗话和众多女诗人的传记都表明,女性的才华没有被埋没,她们的诗歌成就没有被忽视。正是男性社会和诗坛的奖劝、呵护,让无数闺秀作者写出了超越往古的杰作,而同时评论界也给予了女性创作以高度自信的评价。清人论诗每以唐人为不可及,独于女性之作,则决然断言本朝非唐人可比。如刘履恂《秋槎杂记》所说的,“闺秀诗以《国朝别裁集》为正宗,非唐人所能望其项背也”。清代女性的诗歌,摅写了她们生命的悲欢,记录了她们花朝月夕的吟哦,也替自古沉默的女性群体表达了对幸福的渴求,吐露她们心底深沉的忧伤。这是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也是一批价值难以估量的艺术财富。不幸的是,清社既屋,百年多难,多少宋椠元板、名公墨宝都遭毁弃,谁还能顾惜这些闺阁才人的文帙吟卷、零纨断素呢?唯有任其如沧海遗珠,散落在天壤间,与草木同腐而已。
自上世纪末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波及国内,女性的文学创作开始受到关注,古代女性文学作品的整理、编纂也提上议事日程。2005年初,北京工业大学李雷教授主持的《清代女诗人集萃编》,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献类作为基础项目立项,成为迄今最具规模的古代女性文学作品整理项目。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也是难度极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乍闻之下,我简直不知道,如此浩大的工程,将从何处下手。
首先,确定收录的作者人选就不是个简单的事,最终收录的这80位女诗人,是项目主持人在全面掌握清代女性诗歌文献的基础上,从八百多种闺秀诗集中遴选出来的,全都是清代最著名、最有成就或最有特色的女诗人,可以说都是清代女性诗歌的代表作家,这套丛刊因此也集中体现了清代女性诗歌创作的成就。其次,女诗人的集子虽然版刻并不复杂,但传本都很稀少;有些著名诗人如黄媛介、吴山,诗集早已不传,作品散见于各种选本,或附录在别人的集子里。经过课题组几年的不懈努力,这80位女诗人的集子终于得到完备的搜辑和整理,无论哪个集子都是迄今为止收录作品最多的全集。最后,女诗人的传记文献和批评资料远不如男诗人多且流传广泛,如今各集除收录作者的全部诗作外,还辑录其词作及所有序、跋、传略、墓志、行实、题识等文字,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参考文献,这无论对普通读者来说,还是对研究者来说,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因此,这套总字数达三百余万字的《清代女诗人集萃编》,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堪称集清代女性文学创作之大成,作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古代女作家别集汇刊,为今后的女性文学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
古籍文献整理是一项寂寞而艰苦的事业,每一个辉煌的成功背后都有着常人难以体会的艰辛。在编纂《萃编》的前后四年间,李雷教授和课题组成员在日常教学工作之余,奔波于各地图书馆,查阅、抄录资料,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许多稿钞本不允许复制,只能一字一字地抄录;有些图书馆还不让看原本,只能对着胶片机过录。没做过这种工作的人,是绝对难以体会其疲劳感的。由于我也参与《清史》的编纂工作,并有几位学生为《萃编》校点了部分诗集,我对李雷教授的工作略有了解,对她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责任心更是钦佩异常。归懋仪的集子是她自己编校的,据说用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常熟图书馆藏七种不同的刊本和稿本、抄本合校,才编成迄今最完备的归懋仪诗全集。此集文字不过16万多字,但前后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却是难以想象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名利能夠回报这种投入?不懈的毅力和热情纯然发自一种夙愿:要使二百七十年间闺阁才媛的慧心灵性得到彰显、光大,使她们呕心沥血写就的锦绣诗章不致湮没于尘土之中,灭裂于蠹鱼之口。只有这样一种信念,才能支持课题组所有成员默默辛劳,忘我付出。
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才华绝世的女子被岁月遗忘,没有留下名姓,更没留下作品。清代闺秀是比较幸运的,丰富的传世文献记载了她们的才华,无数诗集和诗篇证实了她们的创造力。而《萃编》所收的这80位女诗人,在天有灵,尤其要感到欣慰:从此她们毕生心血所注的诗篇,再无水火兵燹之虞,将永垂于斯世,与山川常在,共日月同辉。不待岁月的证实,我们就可以相信,这套丛刊的出版,有着不可估量的文化意义;李雷教授主编这套丛刊,更是功德无量。今后人们在阅读这一卷卷诗集时,一定也会像铭记编《名媛诗纬》的王端淑、编《闺秀正始集》的恽珠一样,记住李雷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