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大成终集》是民国最为重要的巨型丛书之一，此丛书搜求博采秦汉至清末的海内孤本、珍本、抄本，约集名医，精校圈点。不但对中医学及中医文献的研究起到“考竟源流，辨彰学术”作用，而且其分类编年体例，较好体现了中医学术的发展源流和传承轨迹。是《中国医学大成》未完成的111种书目进行整理出版，除已佚的20余种外，尽得84种。分为十三个类别：医经、诊断、药物、方剂、外感病、内科、妇科、儿科、通治、外科、针灸、医案及杂著。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全部书目：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医经 1_13416164.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药物 2_13416165.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药物 3_13416166.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方剂 4甲_13416147.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方剂 4乙_13416160.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方剂 4丙_13416097.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方剂 5_13416095.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方剂 6_13416162.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通治 7_13416094.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通治 8_13416099.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通治 9甲_13416144.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通治 9乙_13416146.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通治 10_13416114.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通治 11_13416113.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通治 12_13416093.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通治 13_13416117.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通治 14_13416115.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通治 15_13416116.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通治 16甲_13416112.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通治 16乙_13416161.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通治 16丙_13416111.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外感病 17_13416134.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内科 18_13416096.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内科 19甲_13416145.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内科 19乙_13416098.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外科 20_13416127.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外科 21_13416110.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妇科 22_13416149.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妇科 23_13416148.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儿科 24_13416128.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儿科 25_13416150.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儿科 26_13416131.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儿科 27_13416130.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儿科 28_13416129.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针灸 医案 29_13416163.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医案 30_13416100.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杂著 31_13416133.pdf

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点校本 总目提要 32_13416132.pdf

足行万里书万卷一生临证未曾闲《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忆陈鼎三先生
江尔逊口述张斯特整理
[陈鼎三小传]陈鼎三(1974～196O)，字宗錡，四川乐山人。十五岁从文学医，后拜师于邑之宿医陈颖川。陈老潜心歧黄，嗜书如命，不仅能背诵四大经典著作原文(其中《内经》是重要篇章)，且能背诵一些名家的注释；博览群书，兼收并蓄，虽特别推崇仲景学说，亦喜用汉以后医家的独特经验。临证识精胆大，刻意求工，以救治伤寒坏证，逆证名噪遐迩。壮年以后，热心于医学教育，诲人不倦，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地方名医。著有《医学探源》六卷(郭老沫若亲笔署面)、《中国医学常识》、《心腹诸痛论》、《柴胡集解》等。
先帅陈鼎三世居苏稽镇，其父陈光先乃外科名医，尤精于治疗疔毒及刀伤。陈氏兄弟六人，他居第五，虽自幼聪颖好学，然禀赋不足，体弱多病。十五、六岁时，父令其改研歧黄之术，以期自医。初由其父指示门径，后拜师于邑中名医陈颖川先生。颖川医道甚高而秘不示人，因其子好中医外科，遂与陈光先易子而教，相约务传医之精要。自是陈老潜心于方书，终身不辍。
多读还须善悟
先师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认为一本书，只读一遍，其真正价值是不可能理解透彻的，往往很多地方会被忽略过去，如果忽略的地方恰好是全书的精华所在，那就太可惜了。特别是对经典著作及各家各派的代表著作反复精读，乃是古往今来有所建树的医家卓有成效的途径之一。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对经过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医典精品，就应该认真读，重点读、细读、精读。在对医籍的博览上，每得一医书，便如获一珍宝，必废寝忘餐，读然后快。如此数十年如一日，上至《内》、《难》、《本经》、《伤寒》、《金匮》以及晋唐以后各家学说，下至明、清医家及近代医林著作，莫不博览精研，颇具心得。
陈老主张背诵一些经典著作和经典条文，他能全文背诵《伤寒》、《金匮》、《本经》、《温病条辨》及许多重要注家之注。对《内经》的重要篇章皆能大段背诵，对注家更是如数家珍。所以，对学生和同道们讲解病机时，广征博引，令人叹服。中年以后，据自己历年来的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囿于背诵，但又不可不背诵，应该有重点的背诵。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晋书·杜预传》)。为此，他钩玄勒要地整理出《医学探源》一书，用以授徒，其中就包含这个意思。
陈老为什么主张背诵呢?他认为临床经验用文字表现很难全面，而读书人对同样的文字之理解，又会受到文化水平、临床经验、阅历、判断力和想象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要还原到作者所需要用文字表达的实际情况，其准确性就比较差。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到已经作古的前辈名家面前，由他们通过实际病例讲解总结成文字的东西，既无名师亲授的可能，那么就只有通过精读，反复读，以至背诵，再在临床上去反复揣摩，从中悟出真谛，这是其一。其二，经典著作中的条文，乃是从无数病例中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俗话所说万变不离其宗之宗。记住它，背诵它，就能在临床上触发思绪，吃透精神，从熟生巧，别出心裁。先师常引朱熹语：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并认为所谓精思，其中包含善悟，不从中悟出些道理来，又何能谓之精思呢?古往今来，善于而且能够背书者不乏其人，但要学而有成，还必须善悟，不然只能成为蛀书虫。基于上述思想，先师教育我们读经典著作要注意三点：①原文是作者的思想，注解是注家的体会，读注能增加判断力和想像力，也就是说能增强悟性，要从这种意义去读注，②不要死抠字眼，要首尾相顾去读，方能得到较全面的认识，这是因为任何文字都有局限之处，③要善悟，主要是通过临床去悟出用文字无法说明白的东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陈老行医六十余载，对每一病案，必坚持理法方药完整，严谨不苟。用药洗练，以经方为主，兼及各家；时方常用《条辨》方，很少杜撰自制，每方必有来源，加减必有依据。这是因为他一生以诊治坏症、逆症著称，其中有不少是因误治所致。他目击病人之苦，深惋医道之淹没，所以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为了自勉，为了育人，他把自己的诊所命名为是知堂，取《论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含义。对此陈老一生，身体力行，自成一家医风。
在学术上，陈老推崇经方，可谓经方派，然亦赞赏汉以后的医家成就。虽极喜《伤寒杂病论》，但亦肯定温病学说，认为病无定体，千状万态，当用何方，各依情势而定，不可按图索骥。世上哪有照着书本条文去害病的道理呢?
三十年代，我初学医时，有唐瑞成者，男性，年五旬，体丰嗜酒。一日闲坐茶馆，忽四肢痿软，不能自收持(弛缓性瘫痪)而仆地，精神清爽，言语流畅，诸医诊之不知为何病。陈老诊之曰：此名风痱，中风四大证之一，治宜《金匮要略方论》附《古今录验》续命汤。投方一剂，次日即能行动，后屡见先师用此方效如桴鼓，活人甚多。后我运用此方治疗多例现代医学所称之脊髓炎、多发性神经炎、氯化钡中毒等疾病，效果良好，有时称之效如桴鼓并不为过。如雷xx，男，十八岁，四川蛾眉县xx社工人，住院号18472，入院日期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患者于入院前二天晨起床时，突然颈椎发响，旋觉右上下肢麻木，活动障碍。一，二小时后全身麻木，并气紧，心悸，呼吸困难，尿闭。即送当地公社医院治疗二日无效，又转送县医院抢救，经抗感染及对症治疗仍无效后转来我院。经西医诊断为急性脊髓炎、上行性麻痹，收住内科病房。当时患者除上下肢麻木、不完全瘫痪外，最急迫的症状是呼吸、吞咽十分困难。除给予抗感染，输液及维生素等治疗外，还不断注射洛贝林、樟脑水和吸氧进行抢救。然患者仍反复出现阵发性呼吸困难，呈吞咽式呼吸，时而瞳孔反射、全身探浅反射均消失，昏迷。如此一日数发者六日，救治罔效，危象毕露，家属已再三电告家乡准备后事。为遂病人家属要求，乃于八月九日上午邀中医会诊。我诊时，见危象过后患者神志清晰，语言无障碍，自觉咽喉及胸部有紧束感，呼吸、吞咽十分困难，全身麻木，左上肢不遂，咽干，舌质红，苔黄薄，脉洪弦而数。断为风痱，治以《古今录验》续命汤；干姜3克，生石膏12克，当归9克，潞党参12克，桂枝4．5克，甘草3克，麻黄6克，川芎3克，杏仁6克。并针刺风府、大椎、肺俞、内关，留针十五分钟。第二天(八月十日)，服上方一剂后，左上肢已能活动，口麻、全身麻木减轻，吞咽、呼吸已不甚困难，停止了西医的抢救措施和药物。守方再服一剂，左上肢已较灵活，左手能握物，口、全身麻木消失，呼吸、吞咽通畅，能食饼干。唯胸部尚有紧束感。续以原方随症加减，连服四剂，诸证消除，继以调理气血收功，于八月二十三日痊愈出院。
我又曾目睹老师用十枣汤、控涎丹治疗顽固性全身严重水肿，大量腹水，小便极少，经多方医治无效者，先健运脾气，待胃纳正常时，配合十枣汤或控涎丹以攻逐，服后并不呈现恶心呕吐及泻下逐水作用，而是尿量骤增，浮肿腹水迅速消退。我在西医的配合下，运用先师的经验，对表现为顽固性的严重水肿、大量腹水的慢性肾炎或肾病综合征患者，每能起到较好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亦随之改善。这方面的体会，我在《河南中医》一九八一年第六期《对肾病综合征用十枣汤、控涎丹利尿消肿的经验》一文中已做了介绍，此处不赘述。
陈老虽以识精胆大、善用经方名噪遐迩，但却绝少门户偏见，对各家有效方剂亦常能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如一九三四年，先母患大头瘟，头面焮肿，灼痛难忍，皮极光亮，眼不能睁。卧床旬日，在本地治疗无效。其时我正随陈老学医，家中来信，嘱请陈老诊治。陈老至，疏方为：银花、菊花各30克，鲜地丁120克，生甘草15克(名三花饮)。一剂显效，三剂而痊。我因素体尪羸，十余岁时，偶患感冒。咳嗽，胁部牵制疼痛，如翻身、转侧、深呼吸时牵引作痛，寒热往来，一日几十度发，每次数分钟或十数分钟不等。发时背心如冷水泼之，顷刻又如火燎之。服小柴胡汤加减无效，卧床不起，饮食不进，先师诊后，用《温病条辨》香附旋复花汤，服后则呕吐，吐出粘涎碗许，越半日，寒热、胁痛即除矣。后又曾外感，咳嗽痰多，胸部牵制作痛，用六安煎不效，改服香附旋复花汤亦不效，又数次更方，皆不中窽，病益剧。呼吸活动均牵制胸部作痛，仰卧于床，不可稍动；气喘痰鸣，痰稠粘如饴糖之筋丝状，咯至口边而不出，需以手捞之。七日之间，精神萎顿，势近垂危。先师诊之，谓此乃痰热伤津，燥痰壅塞气道，正唐容川所谓上焦血虚火盛，则炼结津液，凝聚成痰，肺为之枯，咳逆发热，稠粘滞塞，此由血虚不能养心，则心火亢盛，克制肺金，津液不得散布，因凝结而为痰也，豁痰丸治之。乃用豁痰丸为煎剂，因深夜无竹沥，权用莱菔汁代之，连尝两煎，病无进退。天亮后，急备竹沥几汤碗，仍煎豁痰丸，以药汁与竹沥各半兑服；下午三时服头煎，黄昏服二煎，至夜半，觉痰减少，气喘胸痛减轻，竟可翻身。又服三煎，次晨诸症大减。胸中之痰涎，既未吐，亦未下，无形中竟消失矣，并能知饥欲食。守方再进一剂，便可扶床行动，二日后即可出门。改用气阴两补合调理脾胃方药，病竟霍然。我根据先师经验，对急性支气肾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支气管哮喘，肺炎，特别是腹腔内各种手术后引起肺部感染而出现咳逆上气，咽喉不利，痰涎稠粘，咯吐不爽，胸闷气喘，口干欲饮，入水则呛，舌红而干，苔黄腻，脉滑数无力者，用豁痰丸治之，效果颇佳。(具体内容可参考《河南中医》一九八二年第二期《陈鼎三、江尔逊用豁痰丸抢救痰热伤津壅塞气道危症的经验》文)
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足践
先师带徒临证实践时，非常注重理、法、方、药的一线贯通。尤其可贵者，诊后必于当晚与学生们一起回忆总结,解释疑难。先师每引经据典，结合实际，尽吐心得，对于自己几十年甘苦所得，俗话所谓过经过脉的临床经验，绝无保守,并且唯恐学生们学不到手。每遇疑难怪症，他总要通过师徒共议的形式来启发和提高学生的辨证论治能力。先师强闻博记,善于运用实际病例去讲解经文，以加强学生对经文的理解和记忆，先师通过活生生的临床去应证经文，每能使学生对干巴巴的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
西汉刘向在《说苑·政理》中说到：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先师授徒，以此为轴心，常常通过临床的实际病例使学生在理论上上升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这点不仅给他的学生，而且给与之相处过的同道和后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现夹江县医药卫生学会副会长、当地名中医陈泽芳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夹江县周xx患温病，起病急骤，高热汗出两天后，突然下利不止，四肢厥逆，大汗如珠，昏愦，面颊泛红，时而躁扰，两目暝瞑，气息微弱，家人悲痛欲绝，一面备办后事，一面急请先师。诊得六脉俱无，断为元阳衰微，命火将绝，急与大剂回阳救逆(白通汤加猪胆汁汤，附片用至两许)，一剂阳回利止，脉出肢温。次日气喘、咳嗽、痰多、舌苔白滑、胸闷，乃用苏子降气汤合三子养亲汤。此方一出，颇令人奇怪，因为白通汤用于温阳救逆已很难为时方派所接受，既然服后有效，就该守方再服，何以又改为降气化痰平喘之苏于降气汤呢?此方服后咳喘平，又见小便淋漓刺痛、口渴、心烦、舌质红、苔薄黄等症，又处以仲景猪苓汤。最后因口干舌燥、舌质光红，少苔、泛恶，纳呆，脉细数等症，用竹叶石膏汤收功。此病经先师诊治前后十天，易方四次，而疗效卓著，当地医生皆赞口不绝，但亦有不解之处。陈泽芳先生因问其故，先师解释说，中医治病必讲天时、地势、体质、病邪，并需将几者综合进行权衡，然后定出轻重缓急。周某高年肾虚，平素喜食厚味肥甘之品，乃是一肾虚脾湿之体。外感温邪，来势迅猛，壮火食气于此体尤烈，故立见亡阳。斯时用白通汤就不是治病，而是救逆了。当阳气略复，中上焦之痰湿又动，故用苏于降气汤平喘、化寒痰、温肾阳。由于病邪毕竟为温邪，所以痰湿去后，就渐渐现出水热互结、内热伤阴之猪苓汤证。此证的出现，反证了肾阳的恢复和水湿之松动，故服药后疗效颇佳，且病情迅即转归为许多热病后期常见的竹叶石膏汤证，用此方终于收功，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陈泽芳老先生至今回忆起来，亦觉先师音容宛在面前，不甚感慨唏嘘。
以德统才方为良医
先师高尚的医德更为人所称道，他一生尘视名利，疏于家务，唯孜孜不倦地治病、读书、育人。虽至八十高龄，犹出诊奔忙，有求必应，从不计较报酬之多寡。每至贫家，往往不收诊费，且常备方药相赠。先师之子，已退休的老中医陈鸣锵先生，讲到其父有两认真和两不认真；读书看病最认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有空就看书，真可谓嗜书如命，直至年逾八旬，虽视力极差(1，500余度近视)，犹手不释卷。只是临终前两年，因双目失明，始无可奈何放下书本。对于诊费的多少有无，对于饮食的好坏和家务事情，最不认真，从不过问。
先师一生，最痛恨那些只顾渔利的药商和江湖骗子，讨厌那些术士们唯以脉诊是重，并以此呓人。他精于脉诊，颇有造诣，但仍然坚持望、闻，问、切的程序，并特别注意问诊，把切诊放在最后。他常叹息不少人把切诊仅理解为切脉。先师每用食指摸舌苔之燥润涩滑，以补其望诊之不足；并爱用手摸皮肤之厚薄粗细，尺肤冷热，虚里盛衰，按胸腹也是他常用的切诊方式。他尝打趣说；心肝脾肺肾，到处无人问;心肝脾肺贤，到处卖银元。意在批评江湖术士欺诈病家，以及一些医生医疗道德之不高。因此，每到一处诊病，总念念不忘宣传卫生知识，普及医学道理。他在《中国医学常识·自序》上写道；须使人人皆有医学之常识，庶几积极可以保持人生健康，消极可以恢复病后安全。他一生为普及医学知识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接受新鲜事物很快，如一九五二年乐山地区开始打预防针，很多群众不接受，他带头注射，用行动进行宣传，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先师一生非常注重医德，认为医德与医术都关系到治疗的质量和效果，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应当是以德统才方为良医。他非常赞同清代名医吴鞠通的一句话：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足以败，断无可成。他认为这句话十分精辟地阐明了医术与医德之间的关系。每遇重危疾病，先师常引孙思邈的话：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身惜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知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他以此告诫学生和勉励自己。先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之中很少坐堂，总以出诊为主，在峨眉山、西康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先师有感于他所出诊者多为误治之坏证、逆证，故将临证读书有得，勤于著书立说，广送同道和病家，一以医病，二以医医。为此，他著有《医学探源》一书，共六卷，取由博返约、见病知源之义。抗日战争时期，郭老沫若回乐山，亲笔为此书署面，提扉付梓。此书又为先师授徒之课本。除此以外，还著有《中国医学常识》、《心腹诸痛论》、《柴胡集解》等书，至今各县中医亦珍藏不少。

曹炳章先生治学侧记《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陈天样曹幼华
【曹炳章小传】曹炳章(1878～1956)，字赤电，又名彬章、琳笙，浙江绍兴人(原藉浙江鄞县)。曾先后问业于名医方晓安、何廉臣两老夫子，但主要靠自学成才。治学严谨，造诣精深。毕生在忙于诊务的同时，勤于著述，计编著、校注、增补、重订的著作达四百种以上，在中医界有一定的影响。生前曾担任过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浙江国医分馆董事，神州医药全绍兴支会主席以及新加坡、泰国等国中医师公会名誉理事，并兼任国内外二十亲家中医期刊的名誉编辑和特约撰稿人。解放以后，曾任绍兴市政协委员、《浙江中医月刊》总编辑等。
曹炳章先生自幼沉静好学，勤奋过人，但因家境清寒，仅断断续续地读过二年私塾。十四岁时(1892)，即随父显卿公旅绍谋生，进药铺学业，从而开始了他的医药生涯。
一生爱书如宝自谓书富家贫
先生进药铺学徒时，正是少年好学阶段，日间忙于撮药结帐，夜间则是他读书的大好辰光。四年中间，对《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新修本草》，《本草从新》等本草专著无不精读强记，并常到野外对药物进行实地考察。
先生出身寒门，平素不肯轻易挥霍分文，但每见市肆出售药书，则无不倾囊购之。还经常到旧书摊上收买廉价旧书，谓：书旧字不旧，价值依然。遇到好机会，碰巧买到稀有珍本，更是喜形于色，乐不胜制。先生从此时起已开始养成了爱书如宝，千方百计地买书藏书的习惯。纵然一时无法买到的珍本，善本，每必借抄，汇订成册，列入书架。偶而发现所藏书籍有所破损，总候暇予以细心修补。中年以后，先生儿女绕膝，他一面勉励儿女勤奋读书学习，一面教育孩子爱护书籍，家教甚严。记得有一次他年方十几岁的爱子，阅读时不慎弄损了几页书，禀性慈祥的先生则一反其常，大加责斥。
一九一一年间(民国元年)，先生藏书已达数千册，著作手稿已有十余种。因先生同善局施医所住宅遭受火灾，时先生适返原籍探亲，回绍后见所著手稿、收藏书籍尽付一炬，殊感痛惜。抗战时期，日寇
飞机轰炸绍兴，时先生手著《人身体用通考》诸书业已完稿，为防被日机炸毁，于是动员合家，日以继夜地挖成防空洞，将稿和书悉置洞内，而对其他家产却不暇顾及。后来绍兴沦陷，先生又连夜租船将所藏之书和手稿转移至山乡僻地。战后回城，他为所藏书稿得保完璧而喜不自禁，竟似孩提般鼓掌庆幸之，而对别的家产焚于战火却不甚痛惜。
及至晚年，先生的著作已有数百种，收藏医书也突破万册，成了书富翁。他幽默地称自己是一个书富家贫的人。
毕生钻研学术堪称著作等身
一八九六年，先生辞去药铺职业，先投方晓安老夫子门下，专攻《内》、《难》、《伤寒》、《金匮》及各大家医著，历时七载。后又问业于先哲何廉臣老博士，尽传其七十年博大精深之学业，更旁参广证，奄揽众长，于是学业倍进，声名渐起。接着在绍城开办和济药局，悬壶古越。先生不喜泛泛社交，除应诊外，总是聚精会神地钻研医理。当时，同行中不少人染上酗酒赌博、寻花问柳之恶习，间或有人欲拉先生入伙，先生总是严肃地回绝，每给这些人讨个没趣。先生读书相当刻苦。清晨看书是起床后第一要事。中年以后，凡诊务稍闲，便手不离卷，直至晚年，毫不松懈。所阅之书，范围相当广泛，可说是天文，地理，生物、理化，新旧医籍，无所不览，所以他的学问非常广博、深邃。一九三四年，上海大东书局欲整理浩瀚之祖国医学书籍，因久闻先生大名，认定此任非先生莫属，乃优礼以聘，先生亦慨允弗辞。于是，从自己珍藏的万余册医籍中，精心选定三百六十五种，予以校勘、重订，编为《中国医学大成》，另辑《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一册，一九三六年全稿交齐。是书搜集内容之宏富，前所未有，被当时医界誉为医学之渊府。先生原筹划再编续集三百六十五种，后因战事影响，壮志未酬，连初集也仅刊印及半而遭停印。
其他如《彩图辨舌指南b，《喉痧证治》、《增订通俗伤寒论》及诸药物考证等著作，均是商量旧学，发皇新义，手眼独出，为杏林不朽名著。此外，如《浙江名医传略》等著作，对于今天的医史研究，仍不失为重要参考书。先生一生撰述、编辑、校订、圈注、眉批的医药著作，总计竟有四百一十三种之多(不包括各医刊发表的论文)，从这个数字中可以想见先生为此而付出的精力是何等的惊人。
先生原先主持绍兴春城、致大两家国药肆业务而兼行医，因此，对药品的考证、炮制、真伪辨识尤为精通。在其全部著作中除了诊断、治疗，预防卫生、医史等方面外，有很大一部分，诸如《中华药物
源流考》、《人参考》、《麝香考》，《冬虫夏草种类及效用》、《增订伪药条辨》等，都是属于药物考证、辨讹、厘订方面的专著。故其得意门生徐荣斋教授认为：曹氏学术思想，当以论药及药物考证为首位。此评语甚为中的。一九四零年前后，先生拟将近五十年所阅览的经史、说部、名人笔记、游记，各地报刊杂志摘录之所获，参考动植物学、矿物学，结合个人心得，为重修《本草纲目》作资料准备。怎奈时局动乱，兼之诊务繁忙，且完成如此宏大规模之巨著又非一花甲老人所能独胜，先生深叹欲为难成，然又不愿半途而废，无奈只得选用珍贵资料，择要逐年写成专考发表。
晚年，先生因长年伏案，久视蝇头细字，兼之用脑过度而致耳聋目花也终不悔。建国后，虽年逾古稀，仍著述不倦。在临辞世前半年，虽已龙钟老态，体力不济，然仍壮心不已，曾说：此后如精力许可，当一识途老马，为后起者指出整理祖国医学之途径。一息尚存，此志不敢稍懈也。
丹心爱国济民高风亮节后人称
先生忠以爱国，仁以济民，肝胆照人。日寇入侵时期，日货也随之充塞我国市场，药界也未能幸免。时日产翘胡子牌仁丹，谓能治夏秋暑热百病，在药肆大批拍卖，不但掠夺国民金币，而且严重地冲击，排斥我国药业，许多爱国志士，为此很感耻辱、痛心。先生目睹此状，气愤万分，于是拍案而起，决心为国家振威，为民族争气。在翻阅了大量医籍资料后，再融入多年之经验，精心研制了一种丸药，其药效高于日货仁丹，而价格也廉。定名为雪耻灵丹，意为中华民族洗辱雪耻之意，很受病家、民众所信赖、欢迎，而日货仁丹却冷落旮旯，无人问津。
此事虽小，但先生精神可嘉可敬。
一九二九年，伪中央通过了余(云岫)汪(大燮)提案，妄图消灭中医，激起了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消息传来，先生怒火填膺，急速会同医药界同仁，为捍卫祖国医药事业而大声疾呼，并与裘吉生、何幼廉(何廉臣之子)共被推为绍兴中医界之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医药总会成立大会，旋即晋京向
伪中央提抗议。回绍以后，又联络医药同道成立神州医学会绍兴支会，并被拥为主席。先生在为争取中医合法地位，发扬民族文化的斗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先生十分怜悯贫病者，富于同情感。中年以后，虽已大名鼎鼎，但从不摆身架或先富慢贫，对应诊病人一视同仁，待贫病者更多爱抚同情之心。当时医生出诊都以轿代步，然而遇贫苦病家来请，先生都徒步随行，有时连诊费也不收，且随叫随到，从不耽搁。
先生以医济民，安贫乐道，不为身谋，厚德薄利，惟为病家着想的高尚医德，迄今仍有口皆碑。
读书博精相兼勤录文摘万则
先生治学有两大特点：一为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时间，广阅博览，即使是点滴空闲也从不轻易放过。把这些短暂而宝贵的间隙时间，用来读些简单精悍的小品，或是一目数行地浏览一些看来尚无关紧要，一时又用不上的边缘学科，谓之随便翻，积累知识，即所谓开卷有益。
然而，先生更多侧重的读书方式却是熟读娴研，这要花相当精力，须逐字逐句的反复推敲。因此，在时间的安排上要长一些，多在夜晚和清晨进行。因此时多不受诊务及其他的干扰，可以专心致志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先生读书两者相兼，而以精读为主，科学地利用了时间。尤其是在青年时代，读书注重博览强记，对《内》、《难》、《伤寒》、《金匮》诸经典，读得更是滚瓜烂熟，直到晚年，仍能朗朗背诵。其间精读之苦功，可以想见。
先生认为掌握了经典，犹如成竹在胸，后去探索金元及明清诸家，则易如反掌。对诸家学说，主张逐一研究，反对囫囵吞枣和不求甚解，也不应停留于泛泛的传统理解，强调细研详究，并在全面领会的基础上推出新意。
先生在研读中，每有心得必随手录之；即便在卧间餐时，偶有所悟必认真摘记。并常开导我们：涓涓细流可汇成千里大江，磊磊泥沙能积为万仞高山。其间寓意之深长，很能启发后学。
先生阅读前人名著和同人撰述时，一有所得，每必顺手载入笔记或录成卡片。并告诫我们别小看这只字片言，一旦用时方知字字值千金。因此，先生总把平时摘录的笔记，卡片，不论其内容如何，文字多寡，一概珍视，并分类收藏。毕生持之以恒，及至暮年，虽几经战乱，所藏卡片仍不下数万则。
济世不囿疆域颂歌四海同奏
先生生于浙，长于绍，一生中除一九二九年为抗议反动政府之废除中医政策时赴沪参加集会外，因忙于诊务及著述，几乎再没有外出过。但在学术上与各地的交流，却十分频繁，已故名医恽铁樵、傅嫩园、章次公，章太炎、周小农、徐相任和秦伯未等都与先生相交莫逆。医林今贤陈存悙(《中国药学大字典》著者)、魏长春、范行准和已故名医浙江叶熙春、山东刘惠民等也曾向先生讨教学问，鱼雁往来甚密，尤叶、刘两老，解放后先后面谒先生，研讨医理，推心
置腹，十分投机。
先生除为《绍兴医药月报》著文外，还曾给《新中国医学院校刊》、《医药卫生报》、《越铎日报》、《如皋医学报汇刊》、《中国药报》、《三三医报》等全国二十余家医药刊物撰稿，颇受编者和读者的褒誉。
先生尚不以疆域自限，与泰国、新加坡，日本、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的中医同道交流学术，并接受函询会诊，还被这些国家的中医师公会、中医药刊物聘为名誉理事、名誉编辑和特约撰
述员。不同国籍的中医同道也都纷纷来信，商讨学术，请先生答疑解惑。先生也尽皆有问必答，有求必
应，把与邻国同道的友好交往，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和应尽的责任。
由于先生的谦逊好学、博闻广识和工作的出色，赢得了民众与同道的赞扬和表彰，先后收到来自海内外的表扬信函百数件，各国家中医团体的表彰十数起。如泰国中医师公会给先生的誉辞是医林泰斗，马来西亚中医公会的赞语是医界学术巨匠，新加坡中医师公会的嘉词是曹炳章先生医学深邃，自任本会撰述员以来，撰述医论，提倡学风，成绩卓著……。这些都是对先生辛勤劳动的中肯评价。
先生医术高超，屡起沉疴，深孚众望。近邻四方者，纷纷赶来就诊。日诊不下八、九十人，远方来函索方乃至海外问病求方者也日接数件。先生总把解救远方病者的疾苦，视为己任，每天必从诊务、著述两忙中抽暇为他们服务。今从先生遗简中选出海外问病拟方一则，以飨同道。
为菲律宾曾瑞锭拟方，据述；前患梦遗，经治愈后，观两耳如风水声，或如蝉鸣声，耳因此重听，眩晕。舌绛无苔垢，脉弦细。精关不固，性交早泄。此属肝肾阴液两亏，肝阳化风上扰，法当镇潜固摄为治。
盐水炒熟地12克，炒萸肉、淡天冬、破麦冬各6克，淮山药、生鳖甲(先煎)、生白芍各9克，生牡蛎15克，北芡实、川石斛各9克，生龟板(先煎)15克，煅磁石(先煎)12克，五化龙骨9克，共十帖分前后服。如服前方五帖后，耳鸣眩晕未除，问服下方四帖，再接服前方五帖。大生地12克，破麦冬9克，天冬6克，白菊花4．5克，钩藤(后下)9克，冬桑叶6克，黑芝麻9克，磁石，苦丁茶各6克，生石决明(先煎)18克，生白芍6克，生鳖甲(先煎)9克，生龟板(先煎)15克。四帖。如服后效著，多服四帖亦可。
丸方：病状同前，久常服之。
青盐O．6克，炒熟地120克，盐炒萸肉90克，淮山药、炒白芍、制首乌各90克，煅牡蛎120克，杜莲须90克，粉丹皮45克，煅磁石，北芡实各9克，炒桑蛸60克，炒黄柏36克，炒知母60克，沙苑子，黄鱼鳔胶(烊化捣入)各90克。
上药为末，用黄鱼鳔胶捣匀，加蜜炼为丸，每服90克，早晚食前各服一次，淡盐汤送下。

结束语《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了。他一生尽瘁医事，犹如春蚕吐丝，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事业耗尽了心血。先生逝世后，其家属遵先生遗嘱把他一生收藏的数万册医籍、遗稿、笔记悉数捐献给国家，交浙江省卫生厅接收，由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等单位保存，尚待整理发掘。
先生的一生，虽因家道贫寒没有经历过正规院校培训，但其成就却是巨大的。这些成就与贡献全来自他毕生与书为伍，坚持不懈地努力自学中。他的一生，是刻苦自学的一生。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先生一生的最好写照。
【袁鹤侪小传】袁鹤侪(1879～1958)，名琴舫，字其铭。河北雄县人，北京著名老中医之一。早年攻读经史诗文，因父母病故，自己身染重疾而立志学医。一九零三年就学于京师大学堂医学馆，一九零六年毕业。
曾为清大医院御医兼医半馆教习，那拉氏(慈禧)随侍御医。以后，任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一九三三年，应施今墨先生之请，任华北国学院教授。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普及协会理事，北京中医学会耆宿顾问、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教授以及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中医顾问等职。著有《大医院伤寒论讲草》、《伤寒方义辑粹》、《温病概要》、《温病条辨选注》，《中医诊疗原则》，《医术经谈》、《袁氏医案》等。
袁鹤侪幼承庭训，攻读经史，渐习诗文。其父名琥，为前清昌平学正官。家庭的影响，为先生后来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十四岁时，父母皆染热病而相继去世，因生活所迫，学业未竟，颠沛流离，又身染重病，儿至作古，幸亲邻资助，始渐得康复。先生思双亲病故之情，感身染重疾之苦，遂以不知医为恨事，故立志学医，以济世活人。然其时年少，家境贫寒，学无门径，只得自谋生路，以书为师。自学之初，茫然不知由何起始，只好将父母生前服用之药方带在身边，四处询求，以明究竟。此后，听人说，父母所患之热病，属伤寒之类。于是，到处奔走，索寻有关伤寒之医书。每借到一部医书，攻读尚嫌不足，还用蝇头小楷抄录于粗绵纸上。为了维持生活，保证自学，先生曾去富有人家教家馆。一边任教，一边习医。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先生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开始了正规系统的学习。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废寝忘食，孜孜以求，潜研经典，博览诸家，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源流、沿革，发展及诸家学说的形成，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受到西方医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影响，开扩了思路，增长了见识，打下了深厚的医学基础。在先生治学道路上，这是关键的一步。一九零六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医学馆，出而问世，以擅治伤寒，精于《内》《难》而初露锋芒。同年，二十七岁投考前清太医院而名列前茅，遂成为太医院御医。据《太医院晋秩纪实碑》碑文所载：除蒙恩特赏御医之员不计外，其挨次递升至御医者，非年过五十不克到班。显然，先生是以品学兼优而获特赏，被破格任用的。当时的太医院使(即院长)张午樵先生对其十分器重，在理论和临床上不断加以指点，影响着他的学业进展。为清皇室医病，不仅要理、法、方，药妥贴，而且要药性平和，效果显著。否则，随时有杀身之危。这迫使先生摸索出一套用药平和、法度严谨、药少力宏、出奇制胜的医疗经验。正因如此，先生被选为那拉氏(慈禧)随侍御医，兼太医院医学馆教习。
辛亥革命后，先生悬壶京门。不图名利，不事逢迎，不投机钻营，以医技精良,品端术正而名誉一时。
其间，先生曾任京都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每日求诊者盈门。但先生并不自恃骄矜，依然虚怀若谷，精益求精。对许多疑难大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因如此，在华北国医学院任教授期间，深为后学所敬仰。

纵横驰骋博中求约《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先生治学，法度严谨。对后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自己严格刻苦，身体力行。他常说：初学入门，可以选读诸如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金匮浅注》、《医学从众录》、《医学实在易》、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及《频湖脉学》、《本草备要》等书，如此在医理上虽未深通，而在临床应用上,苟能灵活运用，亦颇小道可观。然欲达到精通医理，则相去尚远。仍须溯本求源，从根本做起。要认真研讨《内经》、《难经》、《脉经》等经典。此后，宜进一步学习《伤寒》、《金匮》、《千金》、《外台》、《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参以金元四大家及各种医籍。这样才能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医理论。此须假以时日，方能得其精髓，明其灵活变通之妙。
对《内》、《难》的研究，先生认为应看到诸篇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前后相参，才能系统地、完整地理解其深意，窥及其理论全貌。中医理论涉及到文、史、哲，天文，地理、四时、方宜诸方面。人生于气交之中，得天地之气以生，故阴阳之气与天地之阴阳相合。在天地有积阳积阴之不同，在人则有气血之各异；在天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在人身，以气为阳，以血为阴……所以，必明于阴阳之理，然后方能调其阴阳，俾其归于阴平阳秘也。故先生读书，每每纵观历史，涉猎经史子集，横贯流派，洋参各家论说，逐句剖析，反复研讨。其至要之处，则录于《先哲格言》之内，且能上口成诵，有所领悟之时，则书于《管窥小语》之中。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昼以医人，夜以读书，锲而不舍。因而对《内》，《难》之经义，有较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尤其重视气化说,对天人相应及燮理阴阳等观点有所阐发，注重其指导临床的实际意义。其学识之广博，见地之精深，历来为同道所赞佩。
对仲景《伤寒论》，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临床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其自述云：余潜心研讨者，伤寒也……自习医以来，每于医籍中涉及伤寒者，则必加意研究。及读《伤寒论》，更详参各家论说，以期明晰。故自问世以来，经诊此病最多，而治愈者亦最夥。惟经诊即愈，不待其剧而后救之，亦所谓曲突徙薪也。先生博览群书，集先贤诸家之长，孜孜以求，从不牵强敷衍。对疑难之处，或求教
于前贤，或切磋于同道，必反复思索，以求真诠。积数十年临床经验，参以已见，先后编著了《太医院伤寒论讲草》和《伤寒方义辑粹》等著作。

《伤寒论讲草》是先生在前清太医院讲授《伤寒论》时所著，其论述精辟，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故在当时即以讲课理精而深，意简而明著称，深受后学所拥戴。如论述阳明篇概要时，先生云：伤寒邪在太阳之时，有中风、伤寒之不同。及至邪犯中州，则无论风、寒之邪，得阳明之燥气，悉当化热。故不必论其风寒营卫，只须以在经在府为则。且又须详其为传，为直中，为转属。即经中:太阳阳明，正阳阳明、少阳阳明也。夫阳明者胃也。以胃实为阳明府之正病，即为应下之正病也。其由太阳病循经传入阳明者，为太阳阳明。虽阳明证见八九，而太阳证有一二未罢者，仍当从太阳而不从阳明，以邪在阳明之经而未入府，故不得指为胃实，即不可用下法也。伤寒按经递传，自太阳传阳明，而少阳。足少阳为阳明邪之去路，然凡阳明病，纵有阳明证八九，而已见少阳证之一二者，即当从少阳而不从阳明(汗，下法皆不可用)。以伤寒之传，由经传经，若入阳明之府，则不得复传于他经。故知由阳明传少阳者，亦未成胃家实而未可攻也。所谓少阳阳明者，乃由少阳之经传于阳明之府也。少阳之传阳明者，因误下伤津而胃受其邪为实故也。更有太阴转属阳明者，亦由脏而府故也。故凡由少阳，太阴病而见阳明府证，而少阳、太阴病罢者，则可下。其正阳阳明者，则由阳明受邪，非由传及也。然正阳阳明亦先经而后府，必有府证乃可下之。其府证之确不确，则以胃家实与不实为断。盖阳明为传化之府，当更实更虚。食入胃实而肠虚，食下肠实而胃虚。若食而不下，则但实不虚，斯为胃实，亦为阳明病根矣。此只因证论治，更不可拘泥传经日数，致失机宜也。此阳明病之大略。以上仅五百余字，阳明大要囊括其中，使人得其要，可执简驭繁。
《伤寒方义辑粹》是在上述《讲草》基础上写成的，文字洗练，论理精深，关键之处复加按语。所以称辑粹者，是因为集诸家之精华而冶于一炉。如先生论桂枝汤之变法时云：桂枝汤以桂、芍分治荣卫。卫出下焦，太阳火弱而卫虚者，则加桂，荣出中焦，脾阴不足而荣虚者，则倍芍，下焦阳衰而寒甚者，则加附子；中州阴虚而邪热者，则加大黄。此数方加减之妙也。寥寥数语，宗经旨而集众长，将桂枝汤及其变方的立意及内在联系，豁然纸上，使人耳目一新。
先生谓：苓桂术甘、苓桂枣甘、茯苓甘草汤，三方所异者，只术、枣、姜三味，而所治迥别。盖白术苦温而燥，健脾而化饮。中州有停饮，以致土不制水，下焦寒水因而为病者，宜用之培其本，则土崇面水伏矣。大枣甘而多脂，有益脾之功，而燥湿化饮则非其所能，故土虚而水上冲者，为所当也。茯苓甘草汤与五苓散对举，曰:汗出而渴者，与五苓散，不渴者，与茯苓甘草汤。盖汗出而渴者，太阳之气不化也；汗出不渴者，太阳之阳气虚于表而中州留饮，胃阳不宣，故用生姜以宣胃阳，而不取术，枣补土之法也。加减变通，明之以理，使人知其殊而触类旁通。
先生对论中桂麻各半汤条(原文第23条)的理解，与众不同。曰：此节经文前贤多作三段解，愚谓非也。此荣中寒邪外达于卫之治法也。盖寒邪凝固而伤于荣，若寒邪久郁，其凝滞之性减，而将外达，则荣气亦随之出于卫分而为汗，则邪解矣。表气虚不能作汗，则其邪出入于荣卫间而不得去，故作面赤，身痒、恶寒、发热各证。推其原，则由荣卫阴阳之气虚，故脉微不得小汗也。其首系之以太阳病，明其邪未离乎太阳也。然阴阳俱虚，发散不可过峻，故合两方而取其半，以通表气而祛微邪也。伤寒表证不用芍，兹用芍者，以阴阳已虚，且寒邪已化其凝固为流通，药复多辛甘发散之品，故可用芍，取以固护荣阴，而邪得随发散之品外出，固不至为此少许之芍药留恋而不去也。前贤多主风寒两感之轻证解，似未允协。若果为两感，至八九日之久，则已变证百出矣，岂能以小汗而愈乎?况若为两感，则芍药在所当去矣。可见，先生研讨学术，或是或非，从不牵强，而是论之以理，求之以实。自此可略见先生治学之一斑。虽然此稿本当时已为医界传诵，争相传抄，但先生并不以此满足，仍反复推敲，不断修改，精益求精，力求其更合经旨以示后学。使人读后可得其要，用之即得心应手。这是先生治学，力求纵横驰骋、博中求约的具体体现。

审慎求实宗古创新《中国医学大成终集》
先生临证诊病，一丝不苟。详察病情，究其要害，制方严谨，用药精当，师古而有创新，药味平淡而有出奇制胜之妙，对许多疑难大症，颇多建树。及至先生晚年，德高望重，工作甚忙，求诊者众多，依然审慎为之，不论患者地位高低，亲疏远近，同样认真诊治。常见他因一味药的取舍，或用量的增减而斟酌再三。凡遇疑难重症，诊病之余，必沉思良久，甚至深夜查阅文献者，亦为常事，足见其审慎求实的科学态度。
积数十年之经验，先生对温病、痨瘵、疟疾、妇科诸门，皆有精研。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即据临证实践，著有《痨瘵概要》，阐明其病因病机，并归纳出清心养肺、益肺补心、养血疏肝、滋补肝肾、益阴清热、温补肾阳、健脾除湿、培土生金，清胃滋脾、益气补肺等治疗法则，每法均列有临证验方、药物化裁等具体内容，并强调空气疗养的重要作用。在抗痨药未产生的当时，据此而治愈者众多，起到了积极治疗的作用。至今看来，其遣方用药，加减化裁，独具匠心，仍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先生治疟，虽宗经旨，但加减变通之中亦有新意。例如论小柴胡汤之临床应用时云：此方治疟，最为有效……依我之治验，为如下加减法；若寒多者，加柴胡至912克，青皮912克，余同前。惟柴胡加多，则可照西药之服法，一剂三服，如下午五点发病者，则晨时第一服，十一时第二服，下午二、三时第三服，余依此类推。热多寒少者，重用黄芩而减柴胡；又有不头痛而腹胀者，则于方内加白术9～12克，草果6克，茯苓9克……若但热无寒之温疟，则此方不适用矣。
先生治疗结石症，创立了开郁清肺、甘缓和中、养血清热、温通止痛等法。提出了欲降先升、欲利先清、欲排石先疏通、欲祛邪先扶正等治疗原则，治愈了国内外肾结石、胆结石患者多例，使免于手术而得以康复。开郁清肺法多用于肾结石，以莪术，乌药，赤芍为主药，佐以川贝、厚朴、茯苓之属，药少力宏，其清肺者，乃病在下而求治于上之谓。早在三十年代，先生以此法治愈肾结石而惧于手术治疗之患者多人，使西洋医生惊叹不已。甘缓和中法多用于胆结石，以生、炙甘草为君，佐以杭芍、蔻仁、乌药之属。此乃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意。在五十年代初期，先生即以此治愈胆结石患者多例。据病例载，患者就诊多则十余次，少则仅四次，即以石下症除而告痊愈。观其用药，每方仅寥寥六、七味，然于加减变通之间，补中有泻，散中有收，行气与敛阴柔刚相济，治本与治标相兼得当，立法正而用药精，虽未用排石重剂，但阴阳和，气机通，中州斡旋之力得复，少阳升发之气得行，排石则成为必然。此乃先生治病求本，燮理阴阳之妙用。这些经验，扩展了人们的思路，为治疗结石症提供和积累了可贵的资料。
先生对药物配伍、加减用量颇为重视，指出遣方用药尤为第一要者，则只求中病，力戒庞杂。因而对方药配伍之微细差别，用量多少之作用异同，皆有精辟的见解。诸如对参附、术附、芪附三方配伍主治之异同，对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厚朴三物汤，药同而量异，主治各殊之见解等，其见地之精深，足以启人智慧。对相似中药的异同，诸如柴胡、升麻、葛根在配伍应用上的差异，缩砂仁、白蔻、草蔻，肉蔻所治之不同，芩、连、柏、大黄在应用上的微妙之处等，皆有具体、详细的阐述，不仅使后学能得其要领，也便于人们明了其具体应用，颇为后人称道。
正是在此基础上，先生编著了《温病概要》、《温病条辨选注》，《中医诊疗原则》、《医术经谈》、《袁氏医案》等，皆是他数十年经验的结晶。遗憾的是，因时间流逝，时局动荡，原稿或有缺残，至今未得收集完整,殊可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