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曾实行了两千余年之久。经历代统治者的不断运作，建立了以御史台为主体、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严密监察体系。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中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唐代时臻于成熟。宋代以降，监察制度进一步健全。明清两代随着皇权的强化，监察制度空前完善。它作为古代国家的制衡器，具有修明政治、严肃法纪、整饬吏治、纠劾官邪、矫平冤狱、荐举贤良等功能，在「彰善瘴恶，激浊扬清」和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宋代以前的监察制度由御史监察和言官谏静两大系统组成。自宋代始到明清，言官系统逐渐萎缩，监督百官成为监察机构的主要职责。古代监察制度在其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特色，如独立监察、自成体系、垂直监察；多途径、全方位的监察机制；监察官作为皇帝之耳目，秩卑权重，上匡失策，下纠官邪，行政、立法、司法、财政、军政等无所不纠。历代为保障监察活动规范化、制度化，采用律、令、条例、则例、事例、格例、榜例、判例、告示等多种法律形式，颁行了大量的监察法律法令。这些法律法令对中央和地方监察机构的设置、职掌、监察官的行事规则、监察的方式方法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是当时监察活动必须遵循的法律规范。

虽然元朝以前各代制定的监察法及记载监察制度的典籍不少已经失传，但从《大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玉海》、《宋会要辑稿》以及其他各类史籍中，我们仍能对先秦至唐宋时期的监察制度有大体的了解。本书收入的清人黄叔礅辑《南台旧闻》，系作者从二百余种明代及其以前的历代史籍中选辑而成，是一部系统地介绍中国监察制度的重要文献。现存记述元、明、清监察制度的文献甚多，仅单行监察法律法规、独立成书的各类台宪文献和列专卷记载监察制度的史籍就达上百种。如本书收入的明英宗正统四年（一四三九）十月刊行的《宪纲事类》、清高宗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十二月成书的《钦定台规》，就是当时通行全国的单行法律；本书收入的两种明代《都察院条例》，分别选自绉刊本《条例备考》、《增修条例备考》，而《出巡事宜》、《留台总约》等四种，则出于明刊本《南京都察院志》。此外，在历代诏令、奏议、官修史书、历史档案、地方志、判牍案牍及各种野史笔记中，有关监察制度的资料也极其丰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许多出任御史职务的官员曾撰写著述，或把任职期间的监察文书和经办的案件编入本人文集。也有一些监察官的后代、门生，把其父、祖从事监察活动的文稿、事迹刊印传世。这类文献是记录当时监察活动实施情况的实证数据。在中华传统文化遗产中，有关记述监察制度的文献数量之多，为世界各国所少见。

现代行政监察制度与古代监察制度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虽然二者的监察范围、功能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同，但古代制定的许多成功的法律措施和实施监察制度的经验教训，如独立监察、多渠道和全方位的监察机制、注重品德和凭实绩选任考核监察官的制度、反腐倡廉制度、谏诤制度、巡察制度、监察系统内部的互察制度，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监察方式等，对于当代法制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近百年来，我国学界不少学者对古代监察制度进行过探讨，发表了二百余篇论文，出版了十多部专著。这些成果为我们勾画出中国监察制度发展史的基本框架，其中一些著述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但总体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人们对许多古代监察法律法规还未进行探讨，对大量专门记述历史上监察活动的各类文献还未涉及。今年七月，红旗出版社为推动中国监察制度的研究，把《中国监察制度文献辑要》列为图书出版选题，该社的芮素平编辑邀我承担这一任务。按照与出版社商定的计划，确定把我搜集到的一些文献分别编为《中国监察制度文献辑要》和《中国监察制度文献续编》两书出版。

《中国监察制度文献辑要》收入中国古代先秦至明清监察制度方面的重要文献十八种。按照文献的内容，以通代、唐、宋、元、明、清为序编辑。其中通代二种，唐、宋各一种，元代四种，明代七种，清代三种。《中国监察制度文献续编》除收入十余种台规和典章制度类文献外，还将有选择地收入一些专门记述监察活动运作情况的著述。

杨一凡，法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44年年3月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获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一凡研究领域为中国法律史专业研究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一凡已出版独著、合著和主编的科研成果40余种，王要著作有《明初重典考》、《明大诰研究》、《洪武法律典籍考证》、《明代法制考》、《历代例考》、《重新认识中国法律史》等。主编有《中国法制史考证》(15册）、《中国法制史考证续编》(13册)、《新编中国法律史》、《法制史》、《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等。整理和主持整理的法律占籍成果有《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14册)、《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10册)、《历代判例判牍》(12册)、《历代珍稀司法文献》(15册)、《中国律学文献》(19册）、《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40册)、《古代榜文告示汇存》(10册）、《皇明制书》(4册)、《中国监察制度文献辑要》(6册)、《古代判牍案例新编》(20册)等。近年来，其学术成果获十余项国家和省部级奖。